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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2016年5月26日 周四 C01-05.文化 杨绛 在京病逝享年105岁

阅读杨绛:不趋时 不媚俗
2016年05月26日 星期四 新京报分享:

  我读杨绛,有点特殊性,那就是基本上按写作时间顺流而下,先看喜剧,再读小说,最后才是诸多散文集。三十多年前,为撰写硕士论文,我阅读了很多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讽刺文学,包括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可最后成文时,这两部我很喜欢的喜剧放不大进去。原因是,戏剧冲突不强烈,不像其他同时代作品(包括《围城》)那样锋芒毕露,读起来痛快淋漓,而是绵里藏针,温婉多情。这种既聪明绝顶居高临下,又故作谦卑自我节制,蕴含着某种处事风格与审美趣味。这一点,一直延续到她的小说《洗澡》以及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我们仨》等。在我看来,这样的姿态,更适合于看似平淡实则奇崛的散文,而不是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小说戏剧。因此,日后文学史上谈论杨绛,很可能主要把她作为散文家论述。
  作为散文家的杨绛,“平淡”只是表象,“奇崛”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内涵以及力量。薄薄一册《干校六记》,既不同于臧克家不明大势,为五七干校唱赞歌的《忆向阳》,也不同于巴金直面惨淡人生、反思“文革”惨祸的《随想录》,保持了特立独行,但又不摆出对抗的姿态。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悱恻缠绵,句句真话”,既是写作风格,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脱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一味唱高调者,不太能体会杨绛文章的好处。我在北大课堂上说过,上一代人所经历的风浪,比我们严峻多了;可他们中不少人挺住了,一辈子凭兴趣读书,凭良心做事,不趋时,不媚俗,虽略有妥协,但较好地保存了本真的性情。这是很不容易的。在我看来,杨绛及其夫君钱锺书就是这样的人物。
  这世界上,有大学问的人不多,有学问而又有机遇充分表达出来,这样的人更少。而更为难得的是,低潮时不卑不亢,高峰处从容淡定,如此有定力的人物,很值得后人敬仰。
  《干校六记》有不怨不忿的力量
  陆建德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我第一次接触到杨绛先生的文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最早读的是她的翻译作品《小癞子》。写的是个流浪汉,抱着投机的生活态度,在呈现人物活力的同时,也有批判的意味。
  到八十年代,看到《干校六记》,跟其他同题的回忆相比特别不一样,蕴含着一种不怨不忿的力量。当年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很不容易,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杨绛无论在什么样的非常时期,都能够看到生活中的价值,这让人敬仰。
  杨绛对于生活有很强的观察力。比如,在五七干校,知识分子本来是被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拜农民为老师,但在农民眼中,他们依然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这种有趣的细节,得益于杨绛敏锐的观察力。
  我一直都在关注杨绛先生的回忆文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杨绛文集》时,我很急切地买来去看。我写过一些有关她姑母杨荫榆的文章,有些细节也是通过杨绛的回忆文章来了解的。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现在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了,更熟悉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其实杨荫杭在当年的《申报》上写过很多时政短评,读起来很有味道。90年代,杨绛和钱锺书两位先生还共同整理过他的文集。
  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样,对文字都有精益求精的责任感,这特别可贵。在他们的文字中,哪怕有一点儿累赘,都一定会去掉。看杨先生在40年代创作的剧本,就能感受到她对文字的一丝不苟。她的翻译贴切到位,风格典雅,带有古文的味道。
  杨绛先生的散文清清爽爽,以平易畅达取胜,一点也不事夸张。收敛的背后是可贵的感情。反观那些充满夸张和叫嚣的文字,情感就不值钱了。杨绛先生用精益求精的文字保存了文化价值。她的文章中没有空话、套话,表述中却体现了艺术感,提升了中国的文字。
  杨绛先生生前在外文所研究过英美文学史。在所里主办的《文学评论》1957年创刊之初,就发表过杨绛先生讨论英国作家菲尔丁现实主义的问题。听到她过世的消息,真的非常可惜和惊讶。在我印象中,她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我至今都还期待,她能从医院中走出来,回到三里河的家。
  《堂吉诃德》杨绛译本影响最大
  路燕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讲师)
  我最早开始阅读杨绛先生的作品,是源自对钱锺书先生的喜爱。因为中学时喜欢读《围城》,于是在大学毕业前,就把钱锺书先生的部分文章以及杨绛先生的一些作品顺带读了一些。杨绛先生的作品,我读过的第一本就是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原文,直接读杨绛先生翻译的版本,最大的感受就是语言的流畅和简洁,行文间没有一点“翻译腔”,读起来特别舒服。
  后来,对她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我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归化类的译者。所谓归化,就是指当翻译出来的语句中遇到一点繁复和累赘时,她会按照中国人汉语的表达习惯进行调整,来适应本土读者的阅读。而且,她的译本,并不是一次“全译”,中间进行了一些删节。这种翻译策略下的译本,更适合没有阅读过很多翻译作品的人来阅读,而在《堂吉诃德》译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杨绛的这个译本影响是最大的,直到今天仍然值得阅读。
  当然,对于杨绛先生的翻译方法,有过争论,杨先生也有过回复。但是从具体的翻译细节上看,她有些地方的处理是相当好的。在我而言,杨绛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才、聪明又充满灵性的译者。尤其是她为了翻译《堂吉诃德》,在50多岁时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这实在令人敬佩。
  说实话,最近几年,我没有特别阅读杨绛的作品。前些年,除了她的翻译之外,我还读过她的散文,对《我们仨》印象较深。因为这本书讲的是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呈现出钱先生作为普通家庭成员的一些面貌,更接近生活,亲切、感人。
  杨绛最精彩的论说是关于人的
  黄梅 (中国社科院英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先生的文章不似布道,不像讲课,也不是信马由缰地“侃大山”,而像一位朋友娓娓叙谈,字字句句透着不同寻常的诚意。读杨先生的文章,能感到一种人格力量,还有一种如闻其声的亲切感。
  她的议论仿佛在谈人,又似乎在说己,但总之是在很平等很恳切地和读者交流读书和做人的感想,重心不在书本,而在人和人生。不知是不是个人偏见,我觉得杨先生最精彩的论说是关于人的,关于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
  譬如关于堂吉诃德的“疯”和桑丘的“半痴半黠”,关于蓓基·夏普的伶俐和工于心计,每每讲得真切、中肯、精妙。她说堂吉诃德是“知其不可而勉为其难”,从他斗风车战羊群的荒唐事中看到他执着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说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不易,叹他的可敬和可悲。
  不管谈论什么,杨先生都一丝不苟地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她笔下,平常的字句有很惊人的容量。比如,《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一文中有一段谈英国人对该书的看法,起始一句话是:“《堂吉诃德》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为了这句简短的陈述,作者做了近一百八十字的长注,说明该书的三种早期英译本的情况等等。不是说注释比正文长就一定可钦可敬,而是因为在杨先生笔下注释特别体现了作者的治学精神。
  当然,若不是得益于书,杨先生恐怕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位在各种风潮和境遇里不失本色,不失尊严,聪慧淡泊,从容努力的学者——这是事情的另一面。
  ——经作者授权,节选自旧文《“听”杨绛先生话文学》
  上一代人所经历的风浪,比我们严峻多了;可他们中不少人挺住了,一辈子凭兴趣读书,凭良心做事,不趋时,不媚俗,虽略有妥协,但较好地保存了本真的性情。
  ——陈平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修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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